抖掉围布上的碎发。
她转过身，面对白露。
光头的热芭，头皮青白，颅骨的轮廓清晰可见。她的五官在没有头发的修饰之后反而更突出了——眉骨、鼻梁、下颌线，像一尊还没上釉的素胎瓷器。
“好看吗？”她问。声音比平时轻，像是不确定。
白露把热美式递给她，上下看了一遍。
“好看。比以前都好看。”
热芭接过咖啡，喝了一口。
苦的。她皱了皱眉。
“没加糖。”
“忘了。”白露说，“但你不需要糖。你已经够甜了。”
热芭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光头的她笑起来，眉眼弯弯的样子和从前一模一样。
头发可以剃掉。
但笑容是剃不掉的。
……
……
刘思慧在警察局门口下跪的那场戏。
拍了四遍。
不是因为热芭演得不好。
是因为每一次，群演中都会有人哭出来，打断拍摄。
那些群演不是普通的群演——李道让副导演从京州肿瘤医院的康复患者中招募了一批人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自己或者家人，吃过印度仿制药。
他们知道那小小一颗白色药片意味着什么：意味着多活一个月，意味着能看着孩子小学毕业，意味着冬天过去之前，还能再晒几天太阳。
第一遍，热芭跪下。
膝盖磕在水泥地上，声音闷闷的。她抓住“曹斌”的裤腿，仰起头。
“他真的不是在卖假药——他卖的是真药——他救了我妈——”
台词说到一半。
镜头边缘的一个群演——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羽绒服——忽然捂住了嘴。她的肩膀开始抖，抖得整个人都站不稳。导演没有喊卡，但镜头已经没法用了。
李道站起来，走到那个大姐面前。
“您还好吗？”
大姐松开手，她的嘴唇在发抖。
“我女儿……我女儿当年就是这么跪在医生面前的。求医生不要停药。我们没钱了，真的没钱了。”她的声音断断续续，“后来有人给了她一瓶印度药。她多活了八个月。就八个月。但那八个月，她教会了她弟弟怎么煮粥，怎么用洗衣机。她走的时候，跟我说‘妈，弟弟会煮粥了，你不用早起’。”
片场安静得像被按下了静音键。热芭还跪在地上，膝盖。她没有站起来，只是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膝盖。
李道蹲在那个大姐面前。
把手里的矿泉水递过去。大姐接过去，没有喝，只是攥着。
“这段能拍吗？”李道问。
大姐愣了一下。
“您刚才说的那些话。能拍吗？”
大姐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她点了点头：“拍吧。让我女儿看看。让更多人看看。”
……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