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天晚上，李梅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听见书房里有说话声。她轻手轻脚走过去，把耳朵贴在门上听。里头嘀嘀咕咕的，听不清说什么，但确实有人在说话。她推开门，屋里就孙建国一个人，坐在椅子上，对着空荡荡的房间。
“你跟谁说话呢？”李梅问。
孙建国回过头，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没谁，你听错了。”
那天晚上李梅没睡着。
这事越来越严重。孙建国上班也开始走神，同事问他话，他答非所问。有时候开着会，他突然笑起来，笑得别人莫名其妙。
那天晚上八点多，孙建国回家了。头发乱糟糟的，也没换衣服，就穿着上班那身。李梅一看他那样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
没敢问，热了饭，俩人九点多坐下吃饭。孙建国吃得心不在焉的，筷子戳着碗里的饭，半天不往嘴里送。李梅给他倒了杯酒，也就一两，他酒量大，这点酒根本不算什么。
吃着吃着，他突然抬起头，东张西望，看客厅，看阳台，看门口。
李梅吓了一跳：“你干嘛？”
他说：“我有个哥们儿找我有事，我以为他在咱家呢。”
李梅愣了：“谁？家里哪有人？”
孙建国没说话，低下头继续吃。吃了两口，又突然抬起头：“开门，有人敲门。你没听见吗？快去开门，我哥们儿来了。”
李梅竖起耳朵听。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外头静悄悄的，连楼道的声控灯都没亮。
她说：“没人敲门，你听错了。”
孙建国急了，脸都红了：“怎么没人？敲那么大声你听不见？就在门口，快去开门！”
李梅没办法，站起来去开门。门一开，一股风呼地一下冲进来，从她身上穿过去，凉飕飕的，像腊月的风。她打了个哆嗦，门外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。
关上门，回头看孙建国。他已经放下筷子了，坐在那儿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。
“收了收了，赶紧收。”他说。
“收什么？”
“收桌子，我不吃了。你快去睡觉，我谈点事。”
李梅心里发毛：“跟谁谈？”
孙建国没回答，站起来往书房走。
她追过去问：“建国，你到底跟谁谈？”
孙建国回过头，看了她一眼。那眼神她从来没见过，冷冰冰的，不像他。他说：“你别管。快去睡。我不喊你你别出来。”
然后他进了书房，把门关上了。
李梅站在客厅里，心跳得厉害。她想冲进去问清楚，可又不敢。她想起那些大神儿说的话，想起他这些天的古怪，越想越怕。
收了桌子，洗了碗，回卧室躺着。跟闺蜜发微信，说孙建国不对劲，说明天得带他去看病。闺蜜问她怎么了，她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说他最近怪怪的。
发完消息，她躺着，睡不着。竖起耳朵听外头的动静。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太安静了。
十一点多，她忍不住起来，轻手轻脚走到书房门口。把耳朵贴上去，里头有声音。嘀嘀咕咕的，像是在说话。可听不清说什么，就听见偶尔有笑声，呵呵的，笑得她头皮发麻。
没敢敲门，回卧室了。
一点多，她又起来。书房里还在说话，声音比刚才大了点。她听见孙建国在说：“行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就这样。”然后又一阵嘀咕，听不清。
站在门口，手都凉了。想推门进去，可手放在门把手上，就是不敢往下按。
后来实在困得不行，回去睡了。
等她再醒来，凌晨四点多。窗外还黑着。她摸了摸旁边，没人。孙建国那半边床是凉的。
心里一紧，起来去书房。敲门，没人应。再敲，还是没人。
喊：“建国？建国？”
没人回答。
拿来钥匙，手抖得插不进锁眼。好不容易插进去，打开门。
孙建国坐在椅子上。靠着椅背，脸对着窗户，窗外是黑漆漆的天。脸白得没有血色，嘴唇发紫，眼睛闭着。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好像睡着了一样。
走过去，推了推他。身子是硬的，凉的。
她站在那儿，半天没动。后来怎么打的120，怎么报的警，都不记得了。
警方来查，说是心肌梗死，猝死。身上没外伤，屋里没打斗痕迹，排除他杀。
小区里的人知道这事，都说是那坟的事。他动了人家的坟，人家来找他了。那坟主人就喜欢旁边那些杂草，他给人拔了，人家能饶他？
李梅后来跟人说起这事，说那天晚上那股风。门一开，那股风从她身上穿过去，凉飕飕的，像腊月的风。她说她这辈子忘不了那股风。
没人知道孙建国那天晚上在书房里，到底在跟谁说话。
陈默也不知道这事。他跟孙建国隔着半个城，素不相识。他只知道那天凌晨两点多，他在一条快速路上看见了一团白雾，那团白雾变成了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飘起来追他。
他戴上警帽，她才消失。
后来他再也没走过那条路。他也不知道，就在同一个城市，另一个男人正在经历自己的噩梦。那个男人没那么幸运。
两件事，发生在同一个城市，同一年。两个男人，一个活下来了，一个没活下来。
陈默有时候想，那天晚上他要没戴那顶警帽，会怎么样？
他想不出答案。
他只知道有些东西是真的存在。它们不在你眼前，就在你身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