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点了点头，推开车门，下了车。
夜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冬末的寒意和远处工业区飘来的煤灰味，干燥而凛冽，像一把钝刀刮在脸上。
他站在车旁，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云层压得很低，把整个城市罩在一口灰蒙蒙的锅里。
他上了楼，开门，进屋。
没有开灯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，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沙发扶手上。
他没有洗漱，就那么穿着衣服，仰面躺在了床上。
天花板上映着窗外路灯的光，橘黄色的，模模糊糊的，像一幅褪了色的旧画。
远处老城区工业区的灯光一闪一闪的，透过窗帘的缝隙挤进来，在墙上投下一明一暗的光斑，像某种无声的求救信号。
他睁着眼睛，看着那一片模糊的光影，脑子里像有一锅煮沸了的粥，各种念头翻涌着、碰撞着、沸腾着，没有一刻安宁。
他不是一个心大的人。
在唐海的时候不是，在京都市的时候不是，到云同之后更不是。
心大的人可以一觉睡到天亮，不管天塌不塌；他不行。
他脑子里装着太多东西—，今天上午在省政府面对匡从海的冷脸，下午在监狱里隔着玻璃看到的尚建勋和纪昭远，周研那条短信，常委会上每个人的表情和站位，劳景山那句模棱两可的表态，穆笃行掷地有声的质疑，所有的画面、所有的对话、所有的细节，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。
有些事情渐渐清晰，有些事情反而更加模糊。
他翻了个身，侧躺着，看着窗外那一片一闪一闪的光亮。
那是矿区的井架灯，在同州的方向，几十公里外。
那些灯光，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和秘密。
那些灯光不灭，那些秘密就永远不会自己浮出水面。
尚建勋让他关照纪昭远。
这句话他想了整整一天。
尚建勋没有为自己喊冤，甚至没有问他一句“云同现在怎么样”。
他唯一说的，就是“关照一下纪昭远”。
不是“帮他减刑”，不是“帮他翻案”，而是“关照”。
在官场上，“关照”这个词可以有一千种解释，但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里，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，他读懂了。
不是帮他减刑，是保住他的命。
纪昭远手里有东西。